作者：舒升
文王生前卧病在床时，召见太公询问“延续国祚传之子孙”之道，当时太子姬发也在床边。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是先圣治国之道所应废止的；“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是先圣治国之道所应推行的。太公“至道之言”是“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见六韬·明传。译文：正义胜过私欲，国家就能昌盛；私欲胜过正义，国家就会衰亡；敬谨胜过懈怠，国家就能吉祥；懈怠胜过敬谨，国家就会灭亡）。
文王病危在病榻上也给姬发留言，称之《保训》，大意是，文王希望儿子对内，能够稳中持重，不偏激不冒进；对外，能够居中统领，策动群力。把自己作为国家的“中心”、平衡和集合尽可能大的资源与能量。
姬发不敢懈怠，据史料载，周武王接受《丹书》的告诫，即位时还制成铭文，以警示自己。姬发继位为武王，拜姜太公尊“师尚父”，破例没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
“良机”在哪里？姬发没有父亲那种对命运的笃定和对胜利的信心。阅历上，父亲是青年上位，最好的岁月都用在了刀刃上了，一生征战无数，鬼神无惧，连不可一世的商王都杀不了他。而姬发是中年乃至壮年上位，最好的时光只能用在刀把上，一生大部分时间活在老爹的阴影里。姬昌能创立不世之功，一是超凡的心智，二是超长的寿命。儿子姬发却没有这个资本，太子晋王，顿感千斤重担如山岳倾覆般压来。好在“师尚父”实在给力，周的战车有序地在既定路线稳稳前行。实际上，这时的姜尚除了是周国的头号谋臣，还是姬发的老岳父。姬昌在世时就安排姜尚的女儿邑姜给姬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诵（就是后来的周成王），一个叫虞（后来的晋国始祖），这两个外孙便是姜尚的“丹书铁劵”。
姜尚倒是一而贯之的笃定与自信，有时到战意高昂的军队走一走，有时到丰厚殷实的仓廪看一看，最多的是在军事指挥部听一听来自朝歌的情报。他更关心的是帝辛在朝歌活动的信息。
机会终于来了。帝辛开始专注于精简祊祭，放弃周祭。对于帝辛来说，毕竟“我生不有命在天”，何必要繁复浪费的规程，形式主义劳民伤财。对于商天上一部分先考先妣来说，断了祭祀，就要饿得直跳脚了。而微子启、比干等人的担忧终于成真，他们死后的享配资格眼看就要告吹。姜尚要在商内部寻找可以为其所用的人。他要姬发安排潜伏人员，记录朝歌贵族与王廷间愈演愈烈的乱局中真相，然后传递于周。
这些潜伏人员是经过严格培训的。用姜尚的话说，就是“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这“十二节备”是：其一、根据敌人的喜好，顺从满足他的愿望；其二、亲近拉拢敌国君主的亲信，以分化敌国的力量；其三、暗中贿赂收买敌君近侍近臣，和他们建立深厚交情；其四、助长敌国君主的放纵享乐，增大他的荒淫欲望，用大量的珠宝去贿赂他，赠送美女讨好他；其五、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其六、收买商王廷中的大臣，离间商王廷在外的大臣，让有才干的大臣里通外国，造成敌国内部自相混乱；其七、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其八、用贵重的财宝贿赂敌国君主，进而乘机与他同谋别国，所图谋的又对他有利；其九、用显赫的名号尊崇帝辛，不要使他身陷困境，给他以权倾天下的感觉，服从他的意志以博取他的信任；其十、对帝辛要假意卑微屈从，这就能获得他的信任，从而了解他的真实情感；其十一、用各种方法闭塞敌国君主的视听，凡是臣民没有不贪慕权势财富的，厌恶死亡和灾祸的。暗中许诺他以高官厚禄，秘密赠送各种金银珠宝，来收买敌国的英雄豪杰。自己国内积蓄充实，但一定要假装贫乏。暗中收纳敌国的智谋之士，使他与自己图谋大计；秘密结交敌国勇士，借以鼓舞我方的士气。要尽量满足这些人的贪婪欲望，并不断使之滋长蔓延；其十二、培植扶持敌国作乱的臣子，以迷乱其君主的心智；进献美女淫乐，以迷惑其君主的意志；赠送良犬骏马，以疲乏其君主的身体；经常报以有利的形势，让他沾沾自喜。这“十二节备”真够帝辛“喝一壶”了！
周国势力对商国上层的渗透程度至深，“周之阴权”“倾商政”捷报频频。史料载，姜尚为了网罗商内部大牌“朋友”，让姬发派姬旦搞定胶鬲，派姬奭对付微子启。一个是商王朝的谏议上大夫，一个是商王帝辛同父同母的兄长。姬旦许诺胶鬲“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姬奭许诺微子启世为长侯，继承殷族香火，给他桑林、孟诸之地。结果都策反成功了。可见，姬发兄弟之间精诚团结；帝辛王廷内部已经人心涣散。他们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中悄然推进“商周之变”的辉煌中华文明史。也可见，古代姜尚应该是“搞统一战线”的先导人物。
此后，商周成了商在明、周在暗的状态。可以说，商的王廷动向、兵力部署、军事计划，乃至贵族反对势力活动情况都摆在了姜尚的桌面上。对于姬发来说，压力的恐惧渐渐消退，带了的是信心与成长。
据“清华简”整理出的《耆夜》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即黎国），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这就是说，戡黎的是姬发，而不是史记中的姬昌，时间是在武王八年。其实，这无损于司马迁与史记的历史地位，细节上的争议或错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在所难免。我更认为，第一次戡黎，姬昌很有分寸，是试探帝辛赐予征伐诸侯之权的真伪；姬发二次戡黎，则是印证商朝虚实，时刻准备发动灭商之战。
姬发二次戡黎，是胜利了，是大胜。这就是说，周完全控制了太行山南麓地区。他父亲没能完全搞定的敌人，而今在他姬发手里得到了解决，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凯旋而还的姬发率群臣到太庙举行典礼，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祭拜后，他们又在太庙里举行了一场庆功宴会。这就是本世纪初，清华大学得到一批战国楚简，后被称之为“清华简”，其中整理出的《耆夜》记载的精彩一幕。
留给商朝的时间不多了。这时的帝辛，没有姬发压力的恐惧，却有挥之不去的疲惫和莫名的崩溃。一是祖宗欠债太多，早已无力回天；二是祭祀改革给帝国高级官员与子姓贵族留下“口实”，导致亲兄弟“设障碍”分道扬镳，叔侄不一心，吵骂不休。对商人来说，夺人祭祀，犹如杀人，大恨也！这种裂痕帝辛是无法修补的，只能听之任之；三是神鬼肆虐，地下贞人暗流涌动，借篡改神灵祭祀种种谣言四起，蛊惑商民人心惶惶；四是东夷时不时发生骚乱。这一件件都火烧帝辛的屁股，最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姬发戡黎，以威胁到商的安全。深陷战争与内部斗争泥潭的帝辛必须作出选择。选择有二：一是抽调东夷兵力，优先灭周隐患；二是加码东南，创立不世之功，像武丁成为万世景仰的中兴之主。而帝辛选择了后者。
这是一场豪赌，是一场以国运为筹码的旷世豪赌。结果帝辛打赢了仗，淮河流域的徐夷终被降服；却赌输了命，朝歌鹿台成了他最终的归宿。有人说，是帝辛不理智；还有人说他刚愎自用。其实，都不是。其一、重东轻西的政治失衡是商统治者的共性。他们倚重的东夷包括江淮地带的铜矿脉资源。帝辛即位，青铜器资源枯竭，两次大规模征伐东夷，就是兼并东南，抢夺资源。现在一味防周，不顾东夷时不时发生骚乱，大好时机错过，就有可能“一日回到解放前”；其二、这就是一个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说的是从古到今都有个一个共性，那就是战争的起因都是资源的问题惹的祸。譬如近代二战中期，日本明知道打不过美国，却有招惹美国，突袭了珍珠港。这是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语道破：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就像当年德国偷袭苏联一样，期望能够取得暂时的优势，进而获取占领区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种历史现象，在3000多年前末代商王就已经演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了掠夺东夷海滨的盐资源与湖北、江苏等地的巨大铜矿资源储备，不惜弱化了周国虎视眈眈安全风险，做起来“再次中兴”的美梦。3000多年后，日本只是步末代商王的后尘，做起来“大东亚光荣”的美梦。但古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战争的胜利属于人民。
至于一些史料载，当时帝辛认为商国问鼎中原后从未有过风险，而今“天命仍在我手”；曾赐予姬昌“专征伐”权，且征伐方国并没有触及商的根本利益；如今姬发并无他父之威，真要来事，就是商本土非军事手段和留守人员也够他“喝一壶”了。这些史料自有道理，但对于帝辛来说，那就是“自我慰藉”罢了。
历史就是这样，姜尚高屋建瓴，看准了商周大势，摸准了末代商王的心路与脉搏，通过姬发戡黎实际印证了商朝虚实之后，显然要“趁你病，要你命”。这就有了史称的“孟津之会”或“孟津观兵”。
戡黎后，周国以姜太公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都在积极辅佐周武王筹划灭商。姜尚借帝辛军事行动“加码东南”之际，建议周武王乘机进行军事行动。至于这次军事行动是“渡河作战”，还是“孟津观兵”，历来有争议。我更倾向于“两者皆有”。
时间上是公元前1048年春。武王在出发前也是进行了战前动员演说的，《史记》中记载：“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用先父在世时一直在为灭商做准备而联合诸侯国的政治遗产，是恪尽职守的；之后姜尚在动员讲话中说：“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可见这不像是一次演习动员，而是真的要发动一场灭商战争的。当周武王率领大军到达孟津时，不期而至的诸侯达到了八百之多。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尚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由此来看，“集结船只，迟者斩首”的命令都下达，这一切都是在动“真”！
从会盟的地点，在黄河岸的一个渡口（今河南孟津县东北），这里距朝歌近400华里。大军抵达这里渡黄河时还有“祥瑞”出现，应该是武王自导自演一场戏，旨在提升统帅联军地位。就在八百诸侯异口同声地说可以灭商，并且军队渡过黄河后才下令全军返回，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毅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就这样就地解散了各个诸侯带来的大军，直接返回镐京了。从这些史料来看，又好像这次军事行动，只是在以了解自己的号召力和军事状况，借此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帝辛的反应。
说“两者皆有”，只因战争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这里最大的可能是朝歌方面情报出现商周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或帝辛“加码东南”的军队还没有走远，还有返回迎战的空间等；也有可能是盟军方面的力量不如预期，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准备与实践有误差等，这些都会改变姜尚、姬发这场军事行动走向。
总之，姜尚、姬发放弃了第一次灭商军事行动，以“孟津观兵”名义结束了这次兵力集结。当然，这次集结花费的物资一定不少，很有可能消耗了不少多年的积累，但至少看到了谁是自己的坚定盟友，还有哪些力量需要争取，并检验商王帝辛对此的反应。
事实上，强悍的帝辛此时除了极力拼凑手上仅剩的资源之外，这已是底牌尽出了。幸运的是，数百年间从未间断的神佑之光再一次照在了商人头上。周联军都打到家门口了，不用防御，周国军队竟然自然退去。真有点“天命仍在我手”，催生帝辛的错觉会一错再错。
周军回镐京后，继续修武练兵提升“自强不息”的刚勇，二年后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先暂且不提。要说的是孟津观兵成了压垮殷商残局的最后一根稻草。旧贵族对帝辛的忍耐到达了尽头，长期积压商国政坛的矛盾遇到了导火索点燃，彻底的爆发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