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升
西伯侯姬昌与姜尚相伴而行，来到侯府门外。姬发、姬旦、姬奭、虢叔、南宫适﹑散宜生﹑闳夭﹑太颠等核心谋臣早已在此等候迎接。姜尚看到大家恳切的目光和诚实的眼神，会意地朝西伯一笑。姬昌庄重地引领姜尚入侯府。
大家鱼贯而入，众星捧月，压抑七年的侯府久违的朝气和活力又回来了。姜尚以“师”者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乃是周国贞祥之兆。贞祥来自于姬昌得姜尚心里有底，来自于姜尚遇姬昌心里有数，来自于周国谋臣精英心中有盼。一个只占据泾渭流域一片狭窄谷地的“小邦周”，久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大邑商”的屋檐下，屈辱、杀戮、霸凌，让几代周人喘不过气来。如何改写殷商“以大治小”“霸凌天下”的历史，最终代商而立呢？姬昌、姜尚与几位核心成员紧锣密鼓地密谋，“一场独创地、潜移默化地收揽人心”“使天下人人各得其所，争取人心”的意识形态大战开场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姜尚的天下大势一揽子说辞让人振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在侯府上空升腾起一片祥云，在觉醒中穿越苍穹，让人们看到一个貌似强大的商王朝已日薄西山、来日不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邦周”将如日东升，前程远大。只见姜尚话锋一转，“我们的对手是帝辛，他给我们制造危机，同时也输送机遇，当即我们就是要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抓住尺寸之光，实现周革殷命的夙愿。”
侯府密谋数日，终于告罄。密谋包括阴谋、阳谋、德谋具占。密谋背后的操盘手无疑是姜尚。有文史家这样评说，姜尚的出现是姬昌“修德”的分水岭，得姜尚之前，姬昌修德是低调的、发散的、随心所欲的；得姜尚之后，是高调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姬昌的“德政”，已然不再是飘渺的意向；在姜尚的帮助下，姬昌已经从一种模糊的倾向与风格转化为详细、具体的计划方略，斧正了周国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行动的前进方向。姬昌的“德”不仅是道德修养、政治教化，也囊括了“明德慎罚”“勤政保民”等政治执行规范的一套体系。与德政互为表里的，是周国的“天命论”。把相对具象化的“帝”抽象为虚拟化的“天”，得天命的核心不再是帝仆的血统，而是获得天的认可。天命由民心为反应，所以得民心者得天命也。
姬昌得姜尚，《六韬·文师》史编称之是大禹得皋陶之兆。当年皋陶“明九德”，大禹九德集于一身，创下了治水盖世之功。现在姬昌得姜尚，“德政”与周国“天命论”互为表里，组成“周革殷命”的理论，即“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历史的进步，政治上的成熟，文化上占领了制高点。由此看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曾“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辉煌久远了。这个取代圣裔王朝，创建华夏史上唯一的神权王朝在天帝与祖先的庇护下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给帝辛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显然是落伍了。姜尚与姬昌的出现，打破他们作为天帝服务商的垄断经营，并且“时间表”“路线图”也已划定。周国是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各路精英与核心成员有节奏地付诸于行动。
姬昌乃献洛西之地，以请帝辛去炮烙之刑。结果帝辛很开心的应允。姬昌不仅被赐予弓矢斧钺许征伐诸侯之权，还在诸侯间揽下一身好名声。
现在“断虞芮之讼”的戏码更精彩。西伯崇礼尚和，善解纷争，在其治下的周地风俗淳厚，社会和谐。当时位于周东方的虞、芮两国（商的子姓分支）为一块土地争讼，连年不决，于是派人向西伯求助，可是刚进入周境，就见到了“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动人场景。虞、芮两国之人自觉惭愧，便言归于好，退让离去了。据说虞、芮两国君是姜尚为姬昌精心设计的，既彰显商的离心离德，又让周的“德行教化”真实不做作。精彩在于主角姬昌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出场。
姬昌干什么去了？姬昌在国内选美女，终日在隆起高高的灵台上与众近臣击钟鼓鸣小曲儿，一副沉迷酒色貌似不可自拔。其景其事都一点不落完完整整地传入朝歌，在麻痹着帝辛的神经。
姬昌对商“示弱”，一边对外联络对帝辛不太满意的其他诸侯国对其纳贡，从而使纣王放松警惕，一边小心翼翼，甚至在自家祠堂殷勤贡奉祭祀商朝先王(今在周原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
“示弱”中，姬昌完成了他翦商大业的基石，即“受命称王”。受谁的命？受“天命”，还得受“商命”。好在周人自公覃父就开始大规模地祭祀商人之祖。他们很虔诚，简直是把商王当成自己的祖先来祭祀。现在姬昌携姬发大兴祭奠，周原宗庙中甲骨卜辞的单字“王”不再指商王，而指周人自己的王，即文王。通过技术性手段，虽不敢大张旗鼓，程序履行完备，姬昌已经获得了“王”的实质，成了非主流霸主，但与前更谨慎，更讲究以德服人。
当东夷再次发动叛乱，帝辛不得不调兵东向，去弹压东夷。商的西部防务空虚，姜尚、姬昌深谙与时变化之道，周人出兵的时机到了。借助帝辛赐给的征伐权，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附庸国，先后出兵伐犬戎、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甘肃灵台），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随即，周人在东方开始了一连串军事行动，揭开了灭商战争的序幕。
周人先出兵东向攻黎（注：有争议，待考），次年攻邘(今河南沁阳)，再后攻崇(陕西长安)。多年前就是崇国的君侯向帝辛告发“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才有了姬昌“七年羑里之厄”。如今“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干脆把都城从岐迁到了丰，把这里变成了自己剪商的前线指挥部。三战皆克，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时，也占据了出关中的崤函狭道(后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抢占了伊洛一带作为桥头堡，打通了可以直插商朝心脏朝歌的通道。同年，周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角)，这里较岐下的周原，更不受戎狄的侵扰而有利于出兵东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战略部署前期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就在姬昌对商“示弱”、“受命称王”之际，姜尚就派遣虢叔（姬昌三弟）、姬奭（召公）等几个核心成员在西南、江汉邦国部落以及东夷活动。活动了几年，现时来报：成效卓著。一是笼络友邦，包括诸羌诸夏。上文提到商人祭祀，就是用俘虏了羌人做献祭的牺牲品，羌人恨商统治者入心到骨髓。羌族的姜，夏族的召，都是炎黄的后代；二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在江汉平原建反商据点。还有东南吴国的开国君主是姬昌的两个伯父，嫡系结盟，稳妥推进，步步为营；三是搞统一战线。各诸侯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四是展开大挖殷商墙脚行动。商王帝辛直接统治只是都城附近方圆几百公里的“王畿”，死心塌地臣服于商的“方国”无几。一个古代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悄然实施。
周国这么热闹，商人就没有觉察，难道帝辛睡觉了？不是的。《尚书·西伯戡黎》载，周人打败了黎国以后，商廷祖伊十分恐慌，赶紧跑来告诉帝辛。祖伊说：“天子，上天恐怕要终止我们殷商的国运了!”他请帝辛提高警惕，不然亡国之祸不远。帝辛回复的非常超然：“我的一生不有福命在天吗?”帝辛这样回答一方面可以理解是自负，另一方面可以认为西方方国的死活他真的不放在心上，或者说真的顾不上。在周灭崇国的问题上，帝辛很有可能这样认为，崇侯虎是小弟，但姬昌也是有用的小弟，帝辛没有余力管这些了。
当丰邑成为周人新都时，文王姬昌倒下了。岁月与战争耗尽了这位老人的生命力。他虽然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已为武王伐纣做好了准备。在当时殷商统治版图上，周人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一半的土地，此外晋东南（亶父次子虞仲系）和江汉地区（亶父长子太伯系）也是周族支脉；而商王朝只剩下黄河下游及东夷之地。正如《史记》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未完待续）
